最近,在薩特的遺稿中發現了一部電影劇本手稿,這便是一九五八年由好萊塢的約翰·哈斯頓導演,蒙哥馬利·克利夫特領銜主演,薩特編劇的二流電影《弗洛伊德》。值得慶幸的是,這部手稿沒有因為電影的不成功而被薩特毀掉。現在人們可以通過這部電影劇本進一步了解薩特對弗洛伊德的具體看法如何,特別是因為這部電影在上映時應薩特的要求沒有打出他的編劇的名字,很多人還不知道是出自他老先生的手筆。 薩特為什么不想讓人知道是他寫的呢?原來是這樣的:一九五八年約翰·哈斯頓來找薩特,請他寫一部《弗洛伊德》的電影腳本。薩特答應了,先寫了一份長達九十五頁打印好的提要出來。哈斯頓看了以后認為滿意,請他繼續寫拍攝腳本。可是這個腳本太長,如果要照這個本子拍戲,恐怕要拍上七個小時的電影,一般沒有受過嚴格的智力訓練的觀眾,可就受不了了。第一稿沒有通過,哈斯頓請他刪改。可改出來的本子依然冗長。哈斯頓要他再改,薩特堅決不答應。最后,要開拍了,薩特無奈只好又改,只是要求在上映時不要打出他的名字。 這不禁令人奇怪,為什么哈斯頓一開始要找薩特寫弗洛伊德呢?他知道,薩特本人對于弗氏及其學說是出名的冷淡,并且根本不承認弗氏的無意識說,至少他認為這個提法不確。他曾提出過自己的一套所謂存在主義精神分析,用以補充和改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錯,薩特也曾寫過幾部劇本,這些劇本也搬上了銀幕。但是,他寫的劇本,一旦拍成電影就很可能是一大篇哲學演講式的說教,使一般觀眾難以接受。然而,哈斯頓卻偏要去找他,而他居然答應了。 盡管薩特不喜歡弗洛伊德,但是,平心而論,這個電影劇本雖然沒有吹捧弗氏,倒也不見得有十分的敵意。對兩場主要的戲,薩特都花了筆墨和功夫。第一場戲講的是弗洛伊德在他一生事業的前十年摸索精神分析的目的和治療方法。這十年,弗氏制定了,或者說發現了自己的明確目標是要盡力擺脫他人的影響。薩特描述了正在探索前進道路的弗洛伊德是如何竭力擺脫西奧多·梅勒特、約瑟夫·布魯諾和討厭的威廉·弗里斯這些人對他的包圍和粗暴干擾。尤其對弗里斯這個人,薩特把他說成是一個魔鬼,而眾所周知,這些人都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同事,特別是弗里斯,更是他的親密朋友。在第二場里,主要表現了一大群患歇斯底里癥的女病人,她們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療,有的獲得了痊愈。最后,弗洛伊德還是弗洛伊德,一個步入中年,深感孤獨的人,一個沒有神,沒有父親的存在主義英雄。總的來說,薩特筆下的弗洛伊德,不僅是一個具有同情心和科學頭腦的醫生,而且是一個因為不肯承認有弒父心理而深感苦惱的人。同時,弗氏對奧地利的反猶思潮也顯得憂心忡忡。在另一方面,弗氏被描繪成一個非常嚴厲的人,薩特說他有時有點象斯大林。在診所里,他隨時準備為采取最殘忍的治療方法進行辯護,而用最后的成功來證明其善意的初衷。他對那些維也納的中產階級死硬派進行報復,揭他們的丑,這一點似乎也表明了薩特本人對法國資產階,級的仇恨心理。 上述這些,當然在拍電影時都被刪掉了,所以這個劇本就更值得一讀。目前這個劇本已被譯成英文,其中收入了薩特寫的第一稿全文和第二稿的部分場景。全劇分三幕,每組鏡頭都無一例外地表現出弗洛伊德這位精神分析大師的自我創造,無疑,這也是薩特的存在主義對精神分析的改造。對于弗氏的精神分析療法無論是喜歡還是嘲笑,從來還沒有人象薩特這樣把它寫成一部具有豐富內涵的劇本。
兩者側重不同。《弗洛伊德》(1962)聚焦于弗洛伊德青年時期的癔癥治療探索,帶有濃厚的表現主義色彩,科學嚴謹性較低,更像心理寓言;而大衛·柯南伯格的《危險方法》(2011)則基于詳實書信,冷靜還原弗洛伊德、榮格與薩賓娜之間的三角關系,學術考據更為扎實。前者勝在藝術風格,后者勝在歷史還原度。
差別極大。薩特原稿包含大量關于自由意志、存在主義以及弗洛伊德與父親關系的復雜獨白,結構松散如小說。電影版將其壓縮為標準的好萊塢線性敘事,刪除了許多晦澀的哲學辯論,增加了具體的病例情節以增強可看性。因此,看電影無法真正理解薩特想表達的深層哲學意圖,二者幾乎是兩個獨立的作品。
克利夫特演弗洛伊德有種神經質的脆弱感,可惜劇本太干巴沒撐住場面。
薩特編劇卻要求隱去姓名,這背后的創作博弈比電影本身更耐人尋味。
黑白影像質感不錯,但催眠治療那段拍得過于直白,缺乏精神分析的曖昧美。
影片特效場面恢宏震撼,逼真畫質與絢爛光影完美融合,打造出奇幻瑰麗異世界,每一幀都似視覺盛宴,燃爆眼球。
配角們也毫不遜色,各有鮮明性格與獨特背景故事,雖戲份有限,卻憑寥寥數筆勾勒出鮮活形象,為影片添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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